有关中国医生的作文800【一】
2020年，本是一个充满欢乐、幸福的年，可是，一个不速之客来临——新型冠状病毒，让中国的气氛变得冷冷清清。
几十天前，各各地区都纷纷组织封锁，口罩也成了必抢之物，来自世界各地的爱心人士纷纷向捐献出自己的爱心，这也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句中国的优良传统。
很多人避而不及，远离病毒时，湖北省医院中的医生没有向困难低头，主动向困难请战，将克服万万家庭的一切困难，全身心的投入到这次抗击病毒中回去。
每天，武警、公安、医生，他们为了全社会的安全，不分昼夜的工作着。现在病情即将被消灭，这些功劳都离不开他们默默付出，为我们建起了一道道铜墙铁壁，为我们创建了个安全的环境。
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判断谁对谁错，而是与病毒作斗争。面对疫情，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承担起了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到抗击疫情中去，团结一心，终会战胜病魔。
除夕当天，正当中国各地各家，看着春晚，共享团圆的时候，而湖北省医院中的医生并没有，他们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顾不上与家人共享年夜饭，但他们没有丝毫的埋怨和后悔，他们说：“用我们的时间，换来全国人民的安全，也值了。”这句话惊天地泣鬼神，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是我们做人的榜样。
难道这一切都是“新型冠状病毒”捣的乱吗？我觉得并不是，根据我国著名的医学家钟南山推测，这次疫情的来临就是人们贪吃野味，才会降临人间。
只要齐心合力，万众一心，就没有翻过去的山。我相信，全国人们团结起来，抗击疫情，雨后便是晴天。
有关中国医生的作文800【二】
身边有几个医生朋友，平日里聚会总聚不齐，问起他们的工作感受，一个字“累”。
第三方机构做的一个调研《2019医师幸福感指数研究报告》，在“中国医师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提及率%”这一选项上，“超负荷工作量使得医师身心俱疲”是提及率最高的问题。而就“工作量大、强度高”这一指标，认为“基本符合+100%符合的医师占比60.8%，接近2/3的医师同意这种观点，医师工作量大、强度高是一种行业共识。
数字若显得无感，《中国医生》的实况拍摄就让人看得真切。
朱良付是河南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同时也是医院心脑管绿色通道的发起者。心脑管病是我国亡人数最多的疾病。发病紧急，短时间内得不到救治就容易致残乃至致，很多大型医院为此专门设置了绿色通道。所谓的绿色通道，按纪录片中的说法，要像军队一样的，要做到24小时全天候，所有医生链条都是住院值班，才能做到争分夺秒去抢救患者。
医院的绿色通道是朱良付发起的，所以刚开始每次急诊，不管凌晨几点，他都亲自来。一台又一台的手术，一个又一个的病人，忙到凌晨是常有的事，而有时下班匆匆回家吃了饭，接到急诊室电话又立即往医院赶。主管护士对着镜头说道，“有一天朱主任的病人做到夜晚12点，还有16台造影，做到凌晨5点，他们才休息。”继而她又感慨了一下：“绝对不让自己的孩子当医生，实在是没有一点生活的乐趣，没有生活质量的，家庭根本就没有办法管。”
24小时随叫随到、长期高强度的工作、饮食不规律、作息不规律，是很多医生的工作状态。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王东进，同样是全年无休、全天无休。纪录片拍摄他的那一天，他连做了三台手术，17个小时。17个小时得像雕塑一样站着，全神贯注地进行精密的手术。王东进说，“心脏外科就是得身体最好，身体不好的，站台站不住的就被淘汰掉了。”而他患有严重的颈椎病，曾经痛到得戴着颈托才能上手术台，而因长期站立他腿部静脉曲张，得常年穿着弹力袜。
那么医生自个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劳累的?
朱良付的话特别令人触动。他说，“天天就这样作息不规律，工作量大，我就担心有时候我会突然掉，但是我不能，我家庭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我自己的医疗责任也没有尽到。我现在是主任医师，我们差不多要用25年才有可能培养出来，我现在44岁，如果我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一个救扶伤的医生，担心自己“过劳”，又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能、不敢”——医生的劳累、付出、担当和牺牲，可见一斑。
要成为一个中国医生需要大量的付出，本科5年，研究生3年，博士至少也3年，整整11年;而从住院医生到主任医师，往往又需要10余年时间。熬到了主任医师，能力越大，承担得也越多，很多中壮年的医生自己也有一身“职业病”，他们“怕”，但“不敢”。
除了身体上的疲倦，医生的累也体现在心累。医患矛盾紧张，患者对医生不信任，给医生带来很大的心理冲击和心理伤害。
纪录片一开始是朱良付对着镜头无奈、沮丧又不解地说，“曾经有个老太太，是一个老爷子的家属，那个阿姨说我想把你撕成碎片，说我把他家老爷子给害了。我跟那个老爷子我们在病区里关系很好的呀，他也很慈眉善目，我也不希望高灌注(脑高灌注综合征发生。但他们也知道你是个好大夫，那个老太太一边这么说一边还说，‘我近来高压了，你再给我看看’，但是不耽误她投诉你。”
所以纪录片才有这么一幕，一次急救手术前，朱良付先用手机录下与患者家属的对话，确保他们知道手术可能存在的风险。
《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曾说，他每个月会收到几百封来自中国医生的邮件，其中最常提到的主题是医患关系紧张。“我确信，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生像中国医生这样担心。”
医生如此辛苦却还得忧心自己的安全，这怎么看都匪夷所思。但它切切实实正在发生。
有关中国医生的作文800【三】
有人这样总结，“时刻在依赖，时常在忽视，时而在抱怨，却从来不了解”是我国医患关系的真实写照。《中国医生》以医患为什么无法相互理解为出发点，以平视的目光，让公众看到去掉光环、去掉标签、去掉附丽之后的普通医生，试着从他们的经历与付出，去理解他们的艰辛与崇高；从他们的局限与无力，建立起对医生的正确期待。
理解中国医生，并不是要控诉中国患者。虽然《中国医生》聚焦于医生，但从纪录片的案例和细枝末节，我们也能窥见中国患者的众生相。在中国，难的不只是医生，需要理解的，也不只是医生；除了呼吁患者理解医生外，我们对患者们做得足够吗？
电影《我不是药神》里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叫做穷病。”在《中国医生》里的多个案例里，我们看到的是被疾病拖累、拖垮的家庭，实在令人揪心痛心。纪录片中那个重度烧伤的老年患者，儿子选择强行出院，他并非不孝顺，他花光了积蓄，但他也非尽全力，因为他采访中他谈到，前几年买了房子，刚开了个厂，现在卖厂亏大了。
笔者注意到，纪录片中的案例，但凡孩子患病，家长都是砸锅卖铁、不惜一切，但年迈的父母患病，成年的子女首先权衡的是钱，是生活是否会受影响。就像徐晔医生说的，“有时候可能医术都还没有碰到瓶颈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人心的瓶颈了。”
网上有很多人指责烧伤患者的儿子。但恐怕谁也无权指责。在并不富裕的家庭里，生命的繁衍生息常常是建立在牺牲上一代的基础上，然后供给下一代；当上有老、下有小，“救不救”不只是良心问题，还是一个有限资源的可持续分配问题。
因此，不要一味去指责困境中的人的选择，而不妨思考，人心够不到的地方，制度可以做些什么。纪录片中也透露出太多无解问题：有些病人既没有医保也没有农保，一旦重病就倾家荡产，该怎么提升基础医疗保障覆盖率？为了让患者得到更好救治，很多家属首选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家属千里迢迢地陪护身心俱疲，客观上也造成三甲医院负担过重，门诊医生要与患者充分沟通也显得奢侈，该如何均衡医疗资源？
患者的“看病难、看病贵”，与医生的“医生苦、医生累”，共同指向的是医疗体系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医生和患者只不过首当其冲，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比如跟付出相比，中国医生的收入水平并不算高，医生的手术费、诊疗费很低，医生的劳动价值没法体现。医院为了维持“生计”，常常是通过药品和医疗器械创造利润，这就造成了药价虚高，大型检查、检验价格偏高，没必要的检查太多，由此加剧了“看病贵”。
医生的苦、医生的累是真实的，患者的痛苦、家属的焦虑与无助也是真实的。我们不能要求医生做圣人，同样也不能要求患者和家属做圣人，永远通情达理、永远临危不乱、永远笑对苦难。相反，我们要理解人性，要尊重人性的弱点，然后不断通过制度去化解人的难题，让每一个人哪怕遭遇重大疾病，都尽可能地保持尊严和体面。
但体系的调整总是滞后的，当下仍需要医生和患者去承担不尽完善的体系的代价。医生依旧会很累，患者看病还是会觉得“难”和“贵”，此时医生和患者能做的、应做的，就真的是多一点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和相互理解了。
疫情终究会过去，祝愿奋战一线的医生平安归来。但我们对医生的尊崇不应是局限于一时，而是日常；医院对于患者的救治与关怀，也不应只有经济的考量。无论是爱护医生还是怜悯患者，说到底是对人的本质性关怀，这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