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联网传播爱心的作文【一】
作为历史学家的哈罗德·伊尼斯对历史的精通使其论证传播的偏向这一论点时驾轻就熟，各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史实信手拈来。正如作者自己谈到的，传播的偏向就是旨在讨论传播对文化特质消长的意义。“媒介倚重时间或空间，起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作者以传播媒介为立足点，对文明起源、历史演变、政治更迭、制度演进等问题做了重新梳理，抽出一条伴随媒介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历史线索。
传播的偏向从人类文明、历史的起源讲起，一直到报纸的发展、成熟和人们为出版、言论自由抗争，战时出历史的向前发展就是围绕着解决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而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字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口语的出现首先在空间问题的解决上找到了突破口，解决了人们面对面或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交流问题，时间问题的解决则依赖书面文字。用文字写下的东西被赋予了超越时间的力量，时间和空间问题的解决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文明的发展。“口头传统固有的灵活性，在平民地位上升的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口语和书面语进入到不同偏向的文化中也会被修正，如希腊的政治组织注重的是口头谈论，免受文字崇拜问题的干扰。字母表的使用意味着对语言而不是对视觉的关注，对耳朵而不是对眼睛的关注。另外，传播物质载体的物理属性页对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莎草纸和羊皮纸就是典型的例子。
时间和空间也分别与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相对应，偏重时间的传播易于形成集权和王权的神圣化，偏重空间的传播则为全力的分散提供了条件。宗教关注的人的来世，应属于偏重时间，但在空间上也有着很强的掌控。宗教信仰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有其独特之处。对于空间和时间问题的清晰具体厘定，在“时间的诉求”和“空间的诉求”中分别展开论述，但该章中似乎意不在对二者做泾渭之分。
“以印刷机为中心的知识垄断结束了人们对空间的执着，结束了对连续性和时间问题的忽视。报纸垄断时间，但他对空间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因为它有地方特点。报纸垄断具有不稳定性和危机性的特征。广播电视使西方文明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倚重的是集中化，它需要关注的是连续性，报纸和印刷业传播的偏向，注定要被广播的偏向抵消。用基佐的话来说，民主以牺牲过去和未来为代价，它为当前开路，它注定要被规划和官僚主义抵消。”
关于互联网传播爱心的作文【二】
限于篇幅，这里简单说一下文献中的小亮点。首先是上面讲的学派研究范式对撞，于是有文献《现象学：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文章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统和两种范式。这篇文章阐明了现象学“本质直观”的基础，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方法和思辨方法无法妥善处置的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我们广院的陈作平教授有一篇以结构主义方法来构建新闻理论体系的文章，当年上陈老师的《新闻报道新思路》的课程还是颇有启发的。这篇文献也很有点意思，不过我更关注其中提到的日本新闻学者山村广太郎的人的信息交流三种，欲知道、欲使人知道、欲被人知道。这三种能够组织成一篇很不错的分析微信朋友圈使用的小文章了吧？
黄旦教授的有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也是很好的文章，不过小传觉得可能篇幅限制，黄教授的讨论没能展开，不过这个视角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思考。小传其实更多关注国际关系政治学的东西，建构主义的思维确实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解释一些新闻传播现象。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下。
另外，詹姆斯·凯瑞《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引发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了，正如上文说的，这不仅是传递观与仪式观的区分，也不仅有实践导向和理论导向的争议。再联想到前段时间某网红对新闻学界的批评，很多时候还是站在一边指责另一边，缺乏一种沟通理解。
再者，特别想提出童兵教授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些概念很好理解，但是真正认识到很难。现在新闻传播开始呼吁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什么是科学呢？有科学精神当然是必要的，但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不是一回事。做质性研究，就不是科学了？否也。质性研究恰恰与定量研究一样，属于实证研究的大范畴。在说到腾讯的机器人写作，怕什么？这不是我们的挑战，恰恰使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从很多低级的文本整理中逃脱出来，进行更好的文本创作。它淘汰的不是记者，而是“不太合格的记者”，优秀的记者，永远是稀缺品。机器很难理解人文，践行人文精神。小传现在在一个课题组，马上要分析返回的数据，其中有一项情感分析，我还在发愁，我们用的海量数据的分析，后面肯定要依仗机器，如何提高分析的精度，还在发愁。
最后是新闻史。很惭愧，我很不擅长新闻史，甚至是门外汉。曾经是理科生，神经又大条，搞不来。不过文献中有不少新闻史研究的东西，值得一看。这里提出来一点做结吧。
关于互联网传播爱心的作文【三】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是E·M·罗杰斯以传记式记载的传播学直到1960年的历史。这样一本历史教科书式的50万字的著作，按照时间的跨度，分本别类的记载了传播学的起源，在美国的发展及传播学的建立。
本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传播学在欧洲的起源。把我们引入查尔斯·达尔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马克思这些思想巨匠学术攀登的历程中。从进化论到精神分析学说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批判学派，那时还没有传播学的概念，但是传播学的发端却是从生物学，心理学乃至马克思在审视工人阶级的异化而总结出的共产主义而来。罗杰斯的这种传记式的描述风格，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传播学。
传播学根植的萌芽是什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进化论中的许多概念和机制被引入到诸如群体生态学，城市生态学和社会学中，这些理论的发展促成了非语言传播研究的展开，而这正是传播学的一个专业，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看，又将传播学引向个人的心理，情感以及态度。弗洛伊德从主观主义出发，通过研究梦境形成精神分析的学说。而这些理论成为传播学的根基（传播学中的理论在个体当中寻求行为变化的力量。）并在随后实验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对群体动力学的研究一并促成了传播学的发展。勒温在心理学中的研究比如“场论”和“矢量”的概念既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比如将主观主义重新植入其中，而这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向契合），又与传播学紧密相连（“认识既是传播的结果，又是传播的起源。在你心中的东西业是获得的传播的结果，你告诉其他人的东西是来自同一心灵的内容——这些内容正经历变化，并相互发生作用”）。场论中的认识论恰好切中人类传播过程中的相互效益。而从马克思和批判学派来看，马克思有一种强烈的受迫害情结，他重视受压迫的人，他是一个建设性的设计者。他及其近代的批判学派的理论团体被经验学者看做思想和概念的来源。为传播学提供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它为传播学提供了一种社会的观察视角。
第二部分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提到了芝加哥学派，卡尔霍夫曼和说服研究，克劳德·香农的信息论和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等。
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对于他们而言，要成为社会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就需要传播，他们攻击对人类行为的直觉解释，取而代之一种符号交互论的观点。，芝加哥学派构筑了后来一媒体效果为中心的大众传播的模型。现今的教育模式是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反射弧模式（刺激，解释，反应的模式）。这种方式构造了中国式的教育体系，因为中国的教育模式是照搬西方的教育模式，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善于从整体宏观的角度看待问题，同时对它进行抽象化的阐释，从相互的作用关系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在芝加哥学派中的心理学家J杜威的论证：反射弧的概念是靠不住的，他希望正规教育能够捕捉到孩子的自然好奇心，他认为解释是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一个个体学会了一个新的概念，他就会以令人惊人的频率碰到有关那个概念的说明。这也挺好理解的.，一个人只能理解他本来理解的那一部分，它是通过有知来扩展自己有知的疆域。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一个小学，在学校里孩子是通过做来学到知识的，比如数学是在烹调和木工经历中被传授的。
香农的单向传播行为的模式有助于奠定传播学的学术领域，比起任何其他的理论概念化的工作来，它更适用于传播学的范式。即为传播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易于理解的明确说明，这些组成部分是信源，讯息，信道，接受器，因此对于传播行为的传播研究可以确定出信源变量，讯息变量，信道变量和接受者变量。虽然香农对于信息论的研究是完全基于数学，他也曾说过人的意义和解释是一种软性数据，它不能被还原为准确的数学公式，传播的符号方面与工程无关。香农讲信息论限于工程传播，并告诫科学界防止将之过于广泛的应用与所有类型的人类传播，然而，传播学者没有对香农的警告给与太多的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等太多比特的输入也许会让人丧失感知世界的能力，丧失对真实情感回应的能力。人毕竟不是1+1=2那么简单，正如格式塔对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作为个体的人是受环境和周围社会的制约的。今天，有必要对香农的传播模式重新予以概念化，以便反应作为过程的传播定义，认识到传播往往是非线性的，无意图的，并促使传播效果之外的其他重要研究课题的进行。因此，传播学者正在逐步摆脱他们早期对香农的数学理论的误解，这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它最终将恢复我们对于作为自我纠正体系的知识界的信念。
第三部分讲述了施拉姆的故事，这位传播界的集大成者，是传播界领域的创始人。在全文的最后写道：“在一个更加遥远的未来时代，或许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以后，施拉姆期望传播学将会消失，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吸收到行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统一体中，这些行为科学最低限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这些学科在1900年左右就获得了他们目前的形式）它们的研究中心是人类行为，施拉姆希望传播学会导致这一趋向行为科学统一体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