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利与义作文题目【一】
从小到大，我们听到的大多是这样的说法，君子重义不见利、施恩不图报、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等。在义于利的交锋中，咱们民族一贯视义为荣，瞅利为耻。也正因为此，历朝历代涌现了不计其数的大爱无私之人，他们以自己的光风霁月般的义举绚烂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天空，凭自己的拯弱扶贫的精神温暖了千千万万颗悲冷的心灵。这些不计回报的馈赠，这些挺身而出的义举让我们活着有意义、有方向、有力量。因此孔子的弟子奋不顾身下水救人后收取贵重酬谢引来大大家的纷纷议论，也在情理之中。但孔子对他弟子的这种行为却大加表扬。
孔子的态度为什么总与大家相反呢？因为他明白，义而不利，行而不远。对一个人而言，实现一项义举一件善行，不是难事，难就难在多做一些，不间断地做下去。毕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空间，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权利。非功利的行善仗义，付出精力与财力，内心固然得到了慰藉与充实，人格与灵魂因为无私无悔而变得饱满而鲜活。但人终归是社会之人，他不免受制于现实中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绝不能苟求一个人总是牺牲自己奉献自己。也正是由于这种牺牲和奉献使得许许多多的人视行善举义为畏途，从而他们只是感动感激只是钦佩敬仰，却不效仿不加推广。
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成一些有识人士，也包括那些在别人的善行义举中获得利益和受益人，能够主动且真诚地对善行义举的实施者给予合适的回报，让他们真真切切地因为自己的本不图报的行为获得了精神与物质的补偿，让他们真正的发现，自己的行为与其说是帮别人帮助社会不如说是在帮自己，是在为自己为亲人为社会积蓄生活的美好，惟其如此，有爱有善之人就会更加努力地去施爱使善，他们不会再有后顾之忧或世薄之叹，让义行能够得到精神或者物质的回报，对此，政府机构有责任去建构一种机制，形成一种常为规范，始以规范，终以风俗。
我们要让好心人有好报，这样好心人才会层出不穷，义善之行才会蔚然成风，我们发自内心地赞同咱们传统的义利价值观，重义轻利，但我们不排斥利。我们更欣然地接受施恩之后的回报。只有这样，这些神圣而美好的品行，才能光而大之，才会使我们明白什么叫高贵什么叫做伟岸！
正确看待利与义作文题目【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偶像似乎被等同于艺人，把艺人当作偶像，有什么不对吗？当然不对！因为偶像从来不是为艺人专设的职位！它是代表了你的人生目标，它可以是任何人，但我偏偏想不明白，为何中国青少年有如此多之人将艺人当作偶像？
不错，将艺人当作偶像听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世界各地不知道有多少人将艺人当作偶像去崇拜，但我总觉得若是一个国家的青少年统统将艺人当作偶像，恕我目光短浅，下此妄言：这个国家在思想和精神的传承上是贫乏的。这绝非是我轻视艺人这一行业。艺人作为现今最风光的职业之一，受人追捧，追逐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其中不乏刚进入社会的新鲜液和青春的少年们。谈论流行明星、当红花旦是他们的日常，更有甚者为之尖叫为之狂热，甚至不惜一洒热泪，好似获得珍宝一般的捧着、护着，不容他人损伤一点一滴。
可是难道除了艺人，中国青少年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人当作偶像了吗？如若不是，那为何有如此多之人这般坚定执着地将艺人当作自己的偶像，将艺人当作自己所崇拜的对象，将艺人看作追求梦想的动力？是因为这是一个娱乐至上的时代，人们早已不会“生于忧患而于安乐”，是因为这是一个浮躁不堪的社会，人们容易随波逐流，还是因为这是一个和平年代，中国青少年们自出生起就未曾亲历战争，所以眼泪无处飘洒，只能白白送给艺人？
有人说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心怀国家前景，愿为国家奉献牺牲一切。但我想说的是，青少年们，他们应不应该？“应不应该”本就是一个理想化的条件，在这个理想化的条件下，中国青少年最朝阳最热的姿态，应该是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那般“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一定会有人这样反驳：艺人身上也有正能量，我就是受其影响才决定发奋学习的。试问，哪一个温暖纯良之人，身上没有正能量？既然选择了艺人这种职业，他就必须做好这个职业所代表的社会形象。毋庸置疑，艺人所能传达的社会影响同其他许多不同的职业一样是有限的，是很难突破职业所带来的限制的，而中国的青少年应该先看到事情的本质，再看到更好的选择并意识到我们所担任的社会责任，深切感受我们的文化、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希望中国青少年不要仅仅关注当今社会上世俗的风气，有时也应该去看看过去，看看那些被历史所铭记的人，感受他们的人格与精神，去感受那一声“哀民生之多艰”的叹息，那一句“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那“虽身无完骨，尸供蚁蛆，愿所甘心”的无畏，这些都是中国的脊梁，这些才是值得我们屈膝以表敬仰的人。这些人才应该是中国青少年的偶像！
正确看待利与义作文题目【三】
学生的一收一据，众人的一贬一赞，孔子的一喜一怒。穿越时空的沉思，跨越千年的警钟：要理智对待利与义。
利是义的衡量。道德仿佛是一架天平，义在这头，利在那头，义有了利的衡量，道德的天平才能保持平衡。
在危难与道德交锋的那一刻，吴菊萍用她那双脆弱的双手，毫不犹豫的托住了高楼坠落的幼童，她选择了道德，她就选择了义，而那双手也因此骨折。她没有像常人一要把利与义划清界限，她同时选择了利，于是她接受了“最美妈妈”的表彰，更是接受了重金的酬谢。对此人们的看法不拘一格，而我认为利本应是义的衡量，吴菊萍的选择已是毋庸置疑。利与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关系仿佛是权力与义务，行了义何畏收利？难不成要像做了坏事那般“息事宁人”？
把捡到的贵重物品交到市政府，这在中国实在是件极其平凡的小事。既不需要大张旗鼓的表彰，也不需要失主的酬谢与款待。然而，爱国青年杨立在德国却有这么一段经历：克里斯托小镇的镇长为了让他领回一枚奖章和500欧元的奖金，竟发动了百名警察寻找。镇长曾郑重的告诉杨立，奖金可以不在乎，但必须接受，因为那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也是整个社会对善举的尊重。是啊！行多大义收多大利，利是义的衡量，那衡量的背后不正凝聚了整个社会对善举的认同和尊重吗？
利是义的鼓励。道德仿佛是一株鲜花，义是花朵，利是徐徐的微风，义有了利的吹拂，道德的芬芳才得以发扬。
千禧之年，袁隆平教授接受了500万元的收购届“最高科学荣誉奖”。我不清楚跨越千年的“接受”是否还会迎来众人的一片唏嘘？只是倘若孔圣人可以再度点评，定还是只褒不贬。因为袁隆平的二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养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子孙，养活了亿万的世界人口，这个奖项对他来说受之无愧。更何况，国家之所以设此重奖是对千千万万个有才之士的鼓励和号召，是对善举的传承和发扬。
雅典运动会中国取得历史性突破，赛后国家重奖了获金牌的运动员，这件事引起了众多议论，责难之语充盈于耳。然而重奖效应却在中国与此同时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它不仅激励了的运动员创造佳绩，更让“善举”的火炬一再传承——中国女排集体捐款慈善机构，球员明星签名售衣募捐活动等屡见不鲜。这便是对义与利最好的诠释，对道德最好的发扬。
跨越千年的沉思，穿越时空的警钟。流水化开春来也，心中自存清澈透明的流水，又哪怕是世间之利。理智对待利与义，让道德之花绽放四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