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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作文能有逻辑性(写作文的逻辑和思路)

怎样写作文能有逻辑性(写作文的逻辑和思路)

更新时间:2024-05-23 00:37:28
怎样写作文能有逻辑性(写作文的逻辑和思路)

怎样写作文能有逻辑性【一】

近日,“体育入高考”这一话题引起了社会关注。人们的观点纷繁多杂,我却对这种做法――体育入高考,保持质疑的态度。

首先,这样的做法是不理智的。在每分每秒都可视为无价之宝的高中,还要投入精力去对付“体育应试”,学生们怎能承受住这高压?怎能以百分百的精力去学习,去摘取属于自己的那片星辰?在原本就堆积如山的作业中,又多了一项消耗体能的作业,让学生们承受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又哪来精力去学习呢?

其次,这样的做法也有失公平。对于那些体育基础好的学生,也许轻轻松松就能得到高分,而那些体育差的呢?他们想拿高分,就得在体育上投入大量精力,与此同时还要兼顾高强度的学习。但“鱼和熊掌”不能得兼。舍“鱼”而取“熊掌”,或舍“熊掌”而取“鱼”,对于学生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损失。每天遭受着“题海”的骇浪冲击,还要饱受着身体上的极大消耗,恐怕只有机器人能够做到了。

最后,这样的做法的背后无疑是教育的病态导致的。就像西安电子大学设立“独立奖”,就是一种表面工程,并不能真正地培养学生的\'独立能力。人们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手握权力之刃,以自己表面所见去设立标准,却未能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未能懂得几千年前古人就已懂得的道理――“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就是要顺应树木的自然生长规律,才能使它的本性得以发展。育人犹如植树,其理一也。而现在,人们只在意学生们应试的能力,却未能考虑到学生们所经历的痛苦。将体育纳入高考,也许决策层本意是为了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但在教育内卷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病态的教育只会导致学生们本已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又多了一个额外的科目--体育应试。在这样的体育和文化双重“应试”的大环境下,学生们会逐渐变得麻木,变成一个个每天锻炼学习的机器。哪里还可以承载我们的笑声?哪里还可以挥洒我们的汗水?哪里还可以让我们的青春得以肆意飞扬?于是我们一个个年轻稚嫩的“小树苗”被“体育高考”这个令人畏惧的大锯锯得东倒西歪,形枯体瘦。于是乎,锻炼变为磨炼,欢乐变为忧愁。

总的来说,我认为体育加入高考弊大于利,人们只从表面的美好愿望出发,却未细究在执行层面会出现的问题。希望决策者能够懂得“顺木之天,方能有获”"的道理,重新审视这一做法的正确与否。

怎样写作文能有逻辑性【二】

陈志武先生是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他撰写的《金融的逻辑》一书虽然讲解了很多东西方的金融发展事件,但贯穿全书的核心问题其实很简单:金融究竟是什么逻辑?通读全书,我突出的感受有以下几点:

一是资本的逻辑。作者把公元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中国明朝国库藏银1250万两,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像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400年过去了,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改变命运外,其他国家迄今仍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作者据此得出一个结论:资本化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他提出,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资本化就是把未来的钱通过证券化的方式转化为今天的资本,用于当前的生产生活开支。陈教授认为,从英美等国家的发展历史看,的原因主要不是对外掠夺,而是资本化发展与金融创新的结果。这是一个与国内传统认识有较大出入的观点。

应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之所以“钱”越来越多,主要也是资本化改革的结果。但要注意一种现象:西方国家往往是政府穷得很,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滋润;而当前的中国恰恰是政府手上很有钱,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日子却是过得紧巴巴。因此,中国还需要很多的资本化和资本深化的改革。

二是市场的逻辑。资本化与市场化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之所以单列“市场化”,源于陈教授在书中对儒家思想的分析让我印象深刻。几千年来,中国人接受的都是儒家教育,儒家主张靠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实现人际金融交易,但它不能每个人奋发向上。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都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买房子缺钱了,首先想到的是向亲戚朋友借钱,而不是向银行贷款。因为亲戚朋友的钱是“软约束”,没钱可以赖账不还;而银行的钱是“硬约束”,是需要房产作抵押的,一般赖不得。比较而言,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也为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了基础。

从本质上讲,市场在中国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压制。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各种金融市场出现后,中国人的个人空间终于出现并正在扩大。国内社会各界普遍觉得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而西方文化不重视家庭,或者说西方人对家庭情感看得比中国人淡,陈教授认为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传统中国的“家”侧重强制性的经济交易功能,而西方社会的“家”侧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当然,传统儒家文化的转型是正在进行时,而且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但不管怎么说,一种基于金融市场和法治的体系最终取代传统家庭和儒家文化的体系,则是历史的必然。

三是创新的逻辑。作者在书中花很大篇幅分析了美国的次贷危机。从媒体上得到的印象似乎是美国经济与社会已进入“水深火热”之中,但从实际的美国社会生活看,都难以感受到或者看到这种危机。也就是说,危机主要还是集中在金融证券市场和信贷市场,对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影响有限。在分析金融危机的起因时,多数人都将矛头指向了金融创新。作者承认层出不穷的创新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但这是金融创新的过错吗?作者给予了否定,并认为危机之后美国的消费驱动模式不会终结,相反中国的经济增长也要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

关于金融创新,作者认为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代表了两个极端。在美国,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出了问题再说,没出问题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行。美国允许自由的金融创新,当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恰恰是通过出现问题,才知道什么地方应该要有监管。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千万不要因为美国金融创新出了问题,就认为我们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如果说,美国金融的问题是创新过度带来的,那么中国金融可能恰恰是创新不足的问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躲过了一次金融危机而暗自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