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坚持的作文提纲【一】
人要回到人自身，回到本真的家园，这个目标不是科学理性能够实现的，重返家园只有诗歌才能靠近。海德格尔用了“靠近”而不是用“抵达”进行描述，也就是表明永远都处于“在途中”的状态。叶世斌的诗集也叫《在途中》，这本诗集站在存在主义的哲学起点上，以诗歌的方式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的可能性意义进行了一次个人化的追问与探索，并完成了由存在主义到人道主义诗性哲学的嬗变，从而确立了一种不愿放弃终极的诗歌品质。
海德格尔把诗人看成是“人和神之间的使者”，站在人和神之间的诗人，虽然看不到神，但能看到天空，诗歌是对天的仰望，在仰望中捕捉到了神的信息，概括地说来，由于诗是以个人化而非公众化的情感体验领悟着生存赋予人的痛苦、欢乐、收获、幻灭、光荣、耻辱等种种事实，由于诗的“非他人化”、“反推理性”、“拒绝真理过滤”，是一种真实可靠的吟咏，因而聆听到了神的声音，感悟到了神的喻示，呈现了本真的存在。康德认为人的隐藏的判断力是超越纯粹理性和实验理性之后的审美和艺术经验，海德格尔的进一步总结认为就是诗。所以真正的“诗性”就是一种“神性”。
叶世斌的诗集《在途中》对生命、人格、尊严、价值、意义的追问和探索与存在主义哲学最先形成的是内在结构上的对称，这不是诗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精神上的默契。诗中的悬空、无根、沦陷、沉没、失踪、幻灭的意象密集地埋伏在稿纸上，反复引爆，开山凿石般地炸开前行的路。叶世斌“在途中”不只是为了抵达，而且是在途中不断寻找“路途”，在途中的自我批判、反省、救赎中一路跋涉，最终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城垛上眺望家园和神的居所。
人之“在世”是因为“站出了自身”，“站出了自身”就是站出了动物性生存，于是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选择，就有了意义和终极的要求，这是人的自由，也是人的灾难。人之“在世”的方式注定了人必须面对两种存在可能：一个是本真的存在，一个是非本真的存在。然而人在本真和非本真的夹缝中却被剥夺了选择权，人的悲剧就在于你根本就不能超越力量强大的非本真生存，比如公众意志、日常行为、传统方式、流行观念是根本不让你超越的，而且是集体认同的真理。所以“此在”的人把“自己”交给了别人，把自己交给了“日常”，自己不再是自己，日常的自己是假冒的自己，是名誉的自己，海德格尔称做“日常自己”，或“他人化”的自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买衣服逛商场并不是逛自己，而是逛别人能够接受的自己，说话做事的合理性是别人认为的合理性，而不是你自己的合理性，所以诗人为什么要眺望童年、湎怀丢失的时光与风景，因为那里保留着没有异化没有被分裂的本真，那里有着神性的光辉。
叶世斌的《在途中》与前两部诗集《门神》和《倾听与言说》有了很大的不同。高强度的情感爆发力和尖锐的感觉穿透力是叶世斌诗歌最显著的特质，而其诗歌的视点前后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期的诗歌气质中流敞着尼采、叔本华的脉，用焦虑、绝望的内心体验着荒诞和荒谬的存在如何将“自己”挤压、异化、分裂，是由内向外的透视和撕裂，是内心演绎的存在，更多是臆想、放大、虚拟的存在；而《在途中》的相当一部分诗中，虽继续坚持着早期既有的对生命、对存在的性质认定，而视点却转换成由外向内的递进，即由客体的事实引发内心的自省与审判，“由我而事物”到“由事物而我”，这种转变在诗歌形式层面上几乎很难看出来，但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昭示了诗人和诗歌更逼近形而下的存在，更强化了内心的质感和体验的具象，通俗地说，是具体的生活在诗歌中下沉，而不是用诗歌发酵一种臆想的生活。这样阐释是要说明叶世斌的《在途中》与荷尔德林的《归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诗歌的哲学，一个是哲学的诗歌。从阅读对诗的期待来说，人们愿意读到诗歌中的哲学，而不愿意读到哲学中的诗歌。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诗歌抒情的高贵性在于高端体验中翻译了不可言说的生存真相，唯有诗才能逼近本真的生命，这是诗人骄傲的根据所在。在全面技术化和物质化的时代，人被挤压到存在的边缘，人注解着物的存在，物是人的尺度，物本主义消解了人本主义，就像《鸽子一直传输和跟踪我》一样，物化了的手机屏上的“鸽子由来已久/一直传输跟踪我/悉知我的快乐，愤怒，恐惧/和鲜为人知的秘密”，“我不时地望着它，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不只是传输和跟踪，还有隐形的警告和随时发生的出卖。在《我是一个被雷击的人》中，“我”已被电控制了全部的行为，电成了另一种生存液，“电流，这个世界和我的液/输入我的每个细胞，纠缠/和捆缚我。”叶世斌以诗阐释了“人被物控制和制造”的悖反与荒谬，在人们集体被物征服之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自身的认知能力，不知道人实际上已成了“电源”的目的，人成了电源使用价值的一个目标，潜伏在我们生活中的科技意志一天天地在瓦解我们自身的意义，删除人的本真的天性，电源接通的时候，“现代物质温暖和照耀着我们/如同这个夜晚，被白炽灯/和取暖器瓦解，构建/生活对我们的改变。”“我们迎着光亮，成为/夜晚的一种温度”，那么我们的温度在哪里呢？叶世斌以诗歌隐喻和象征的叙事体验呈现了人的下沉和主体的失踪，不谋而合了存在主义哲学中“人是有待被制造的人料”这一颠覆性的人的定义。人被逐渐纳入到科技体系内，科技的力量就重新塑造了人，人的自然性（本真性）遭遇了根本上的破坏，人异化成了物的零件。叶世斌有不少诗歌揭示了这种混淆和异化以及目的的被篡改，《花摊》一诗中，“这些争相购花的人/早已被花朵收购”，在不停追问与领悟中的诗人，极其准确地为当下的人进行了定位，这就是“客居”，当“自己”和“本真”消失的时候，人与“在世”的关系就是租赁关系，《城市和宾馆大厅的一盆竹子》中我和这个城市以及一盆竹子都是这个世界的客居者，是租赁在这块有限土地上的客居者，这里不是对生存形态的一种探究，而是对生存事实的确认。没有家园而在途中，没有本真而被悬空，所以城市、我、竹子“盘根错节/被堂皇的钢铁和水泥笼罩/被客居的虚伪和倦怠伤害”。正如《我不知道所有的租金是否偿还》中所说的，“租赁的事物令人疑心/所有成果变得沉重而残忍”，当生命和生活的全部过程建立在一种租借程序中时，“客居的虚伪把我熄灭”就是不可避免的。
“异化”之后人的存在状态表现为“客居”和“租赁”，“客居”、“租赁”下的是本真生存的“虚悬”和“失踪”，《手执火把的人》无法照亮夜晚，只能照见黑暗，“手执火把的人/被自己举着”，却“无法执掌/自己。风在火焰上摇摆/给他火势，那就是他忽然/被吹熄，或被火卷走的时候”，手执火把的`姿势成为一种虚悬和危险，就像《坐在院子里的女人》，与椅子、桂花、阳光甚至院子毫不相干，人在失去本真后成为院子里的被抽象出来的符号，亦如高天《流云》，“天空回到它的本义/还有什么比流云更缺乏根据/这悲壮的一刻不停的流云呵/匆促的无可挽回的流云/不是一场风鞭子似的/跟在它的后面，而是隐蔽在/天空深处的虚无，那永恒的/虚无驱赶着它们！已来的/未来的都将带着我们的/泪光，赶向虚无”。《找不到落点的蜻蜓一直飘着》中，蜻蜓触碰的都是“不踏实的事物”，“三十个夏天/过去，池塘和垂柳都已/枯。那只张着翅膀的/蜻蜓，找不到落点。”没有“落点”的“虚悬”是追求终极和还原本真全面失败后的人类的共同的隐喻。现代物质挤压下的“无根”性是人类的集体困境，病毒一样的四处漫延。存在主义哲学在尼采和叔本华那里是极其悲观的，叔本华把人生过程看成是一次自的慢动作演示，叶世斌的诗歌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自”与“他”纠缠着解释和体验异化与分裂所造成的生存伤害，所以他的诗中反复出现“活埋”的意象。在一首《这条临时的即将的闪电》的诗中，“摇摆的槐花，宿命的槐花/一生完成一次下落一生都在/一刻不停一去不回地抵达”，人的一生就是一次一去不回的抵达，所有的美丽与喧哗都是瞬间的闪电，如同亡不可替代一样。在叶世斌早期的诗中，他计较着精神和灵魂失踪后的“敌人”和“对手”，并表现出了不瞑目的愤怒与抗议，而《在途中》的存在体验虽然有着类似的哲学背景，却在诗的形态上已经表现为沧桑际遇后的从容和淡定，并且冷静地审视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压迫与窒息，在《平静和亮得看不见的玻璃》、《这个夏天被堵得严严实实》等诗中已经表现出了诗人强大的承受力和直面的勇气。这一系列诗中，诗人的表达与言说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领悟。诗的境界明显得到了强力提升。诗歌之于哲学正在于体验和领悟，是体验领悟后的呈现，而不是实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诗性。应该说，《在途中》更逼近诗性的哲学，而不是定义的哲学。
人最难解决的就是孤独，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个体，在罪过与信仰，绝望与激情，生存与亡，教堂和墓地之间，人的最大的孤独在于精神的孤独，心灵的孤独，那就是“失踪”与“虚悬”后的无话可说与无处可说，即丧家之犬的事实。存在哲学之父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一书告诉人们，并不是所有的孤独和绝望都有力量决定着你视线的方向，重要的是在路上你将何为。二十世纪神学家卡尔。巴尔特说“人类被拯救的时刻是这一时刻，只有被逼到悬崖上走投无路不得不跳下无底的深渊，这瞬间他才获得了拯救，上帝托住了他。”叶世斌《在途中》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拯救的愿望与意志，因为他知道一个诗人真正的精神破产是在绝望中放弃自我拯救。上帝拯救的是那些一路餐风露宿风雨兼程的朝圣者。
存在的失真造成了距离神圣越来越远，表现在《我们因为看不清自己而美丽》这首诗中是人与雾的关系，世界是一个迷惘无边的雾境，“历史和未来，所有的事物/被雾裹着。一部分文字/拂去雾，把我们带进/更深的雾里。我们的目光/被雾围困，目光敏锐而收缩”，雾里事实是不可翻译和言说的事实，是接近了最本真的事实，用诗来表达就是“美丽”的事实。日常的生存被公众理性、传统世俗、集体规则反复过滤和篡改，这使我们遗忘了自身的由来和出处，“因为什么，我把/绝世的真情/谋？遗忘抽象着往昔/橡皮一样慢慢擦去/疼痛，罪恶和灾难”（《遗忘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能力》）遗忘的过程是失真的过程，也是自的过程，诗人不能容忍底线失守，于是自省、自审、自救就成了叶世斌诗歌的重要方向。
“走近上帝的是/是哪一种鞋码？它怎样/错开车辆，蚁虫和自己”（《父亲和我正陷在途中》），面对这不可救药的生存事实，叶世斌以诗的方式表达着找回本真，重返家园的努力。这是一次蜕化变质后的出发，是一次诗性哲学的转向。叶世斌以宗教的情怀，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开始了他的灵魂救亡的诗歌之旅，用笃定、沉稳的视角反省人被异化的灾情，以一种强烈的忏悔与救赎的态度表示了自己被异化分裂的苦痛，以及必须承担的责任。“自我”本真的丧失，除了物质和世俗力量的摧残，人自身的妥协甚至是合作加快了灵魂异化与精神分裂的速度和效率，《在生命形态的完成》中石头被塑造和雕凿的过程，就是石头被异已化的过程，“我就是一条河豚，以毒性？和自虐为生，不可救药”（《自虐的河豚》），人在很多时候，是靠繁衍毒素为生的，而不是靠信仰和神圣活着的，比如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以还，以牙还牙，仇恨和敌意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质地，这使得人不仅自己远离了神圣，而且还制造了“在世”的焦虑与恐惧。物化的世界里，我们不仅对神是有罪的，对自己也是有罪的。叶世斌诗中以“故居”的意象表达了原初纯净的家园，表达了失落和丢失“故居”的愧悔，那不只是追忆，而是在追忆中的精神重返。“故居”保留着岁月的真相，“故居的石阶知道我的鞋码/不知道我出门后的走向”，出门后的人注定了像兔子一样穿行，焦虑、恐惧、紧张、分裂、异化不属于故居台阶上的“我们”，我们努力地与这个虚假的世界进行合作，同台表演，当我们被雕塑成形的时候，那就是本真之我的“活埋”。叶世斌当意识到客居在世的时候，便无法宽恕自己的合作和自我出卖，于是他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一些丧失把我们变成神/正如一些获得把我们变成鬼”，“我们获得很多，是因为失去更多”，在《这是木鱼》的声音中，诗人开始忏悔，“我的一生多少罪孽/如同我的心里多少泪泣/垂直的雷霆在我耳际沉默/我连自己的哭声都无法听见”，如同一只焦虑的兔子，“多少年，我面不改色/在心里流汗，在原地逃窜/偷取的自由到底多大面积/是否一片蓖叶就能覆盖我的安全”，（《穿行的兔子如同黄昏的一根白发》），诗人在忏悔与自审中决绝而坦诚，公开承认“我的命运人迹罕至”。在巨大的孤独和遥遥无期的途中，诗人内心压抑着一场揪心的泪水，如芭蕉上的雨，足以使整个夜晚泪流满面，而在归家的途中，不必倾诉与宣泄，重要的是内心修炼与皈依，修炼神性，皈依神圣，那样才会让内心安静详和。在第二辑《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中，诗人的宗教情结和人道主义理想旗帜鲜明，并成为《在途中》诗性哲学的终点。这一辑中对生命的关怀、对脆弱的悲悯、对亡的宽容、对亲情的珍惜，都已经超越了世俗层面的形而下的情感，而上升为一种博大的人生态度和哲学立场，《千佛洞》、《济南的佛》、《这是木鱼》、《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是《在途中》真正能够打动人、震撼人的诗作，诗人的忏悔、悲悯、拯救、普渡众生的情感虔诚而洁净，毫无杂质，只有聆听了神的声音，才会有与神交流的可能，这不是权力，而是心力。“我跪拜而来，满含泪水/佛呵，我的心早已千刀万剐/我的一生罪孽无数。请将绝世的/磨难累赐于我以至万劫不复/但我的祈祷声声啼：请你饶恕”（《济南的佛》），“香炷的火向下走，接近/人间。香炷的烟向上升/指向天堂。我的手抓住他的/体香，一次次被灼痛”，“必须有个地方让我低着头/长跪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随烟升起，在天外/把人世的真相撕破/一生跋山涉水，拯救救星/当我满含热泪，我知道/我救回了苦难和慈悲/我坐在天堂最后一级台阶上/瞑目悔悟，像在瞌睡”（《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至此诗人已经完成了他对人生、对生命、对意义的最后的领悟与体验。在“救我”和“救世”的双重理想中抵达到了人道主义中心高地。
保罗蒂利希说，“人对宗教的追求并非出自天性，一开始出自于困境，追求宗教信仰的前提是人生的无意义”，叶世斌的诗性哲学并不奔向宗教神学，而是弥漫着宗教情结，真正构成叶世斌诗性哲学基础的证据是，诗人从没有停止过意义追问和终极梦想。存在主义哲学是他的追问与思索的精神视点，更多的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真正契合叶世斌精神内核的是人道主义诗性哲学，悲悯、恻隐、忏悔、赎罪的精神指向直接抵达其诗歌的核心价值区域。即使诗歌呈现出的是“救世”的徒劳，但灵魂“自救”的愿望最起码在诗歌中表达或实现了，况且诗人一直还在途中，一生的努力和修炼足以使本真的家园越来越近。
我选择坚持的作文提纲【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计11条，近1500字，各条在形式上相互独立，内容彼此关联，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第二和第三点内容），是马克思对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旧唯
物主义的批判，第二部分（第四点至第七点）是马克思结合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及其宗教观点，对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第三部分（第八点至第十一点）是马克思阐明新唯物主义同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对立观点。
我选择坚持的作文提纲【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由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马克思生前未发表过。最早发表于1888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序言中称这个文件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作为该书的附录首次发表。它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起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创立的基本标志。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首次系统地论述了科学的实践观，并以此为基础，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以及以往的一切旧哲学进行了批判，同时制定了“新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的要点。
我选择坚持的作文提纲【四】
《费尔巴哈提纲》是马克思生前所著。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纲领性文件之一，标志着马克思的哲学的基本思想的形成。
《费尔巴哈提纲》以实践作为其基本观点。马克思运用实践的观点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指出实践是检验观点的标准。马克思又运用实践观点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们活动的一致的基础就是革命的实践，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的总和。马克思还运用实践的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和任务就是改造世界。总之，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是同以前旧哲学的根本区别。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如何证明这种真理性？这是旧哲学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给予回答。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自己的认识是否是真理，除此别无它途。只有那些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认识才是真理，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真理。这里，马克思并没有将“真理性”简单地理解为现在哲学教科书中的。“符合论”，而是将其理解为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真理性”也就是思维的实践力量，指人类完全可以透过现象认清客观规律，即通过实践力量跨越康德所称的现象和本质之间“此岸”和“彼岸”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思维与真理、现象与本质统一于实践。是否是真理，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在告诉人们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同时，马克思又对传统上的哲学研究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以前的哲学家都远离实践，在思想的空中研究哲学。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经院式的哲学研究方式，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来研究哲学问题没有任何意义。这样就把哲学从“空中”拉到了“人间”，实现了人们思想方式的巨大转变，即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一切问题，来检验认识和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实践具有改造现实的功能，《提纲》中说：“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这里马克思首先批判旧唯物主义的代表——法国唯物主义者所持有的环境决定论或教育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环境和教育的改变致使人发生了改变，人的变化和发展取决于环境和教育。“因此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部分高于社会之上”，即把整个社会分成两部分——环境和人，环境高于人之上，决定人的生活。”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首先批判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解释世界”的倾向。如亚里±多德《工具论》的理性超越者姿态；黑格尔“存在就是合理”的辩护者姿态；费尔巴哈“最高的实践是感性直观”的旁观者姿态。马克思提出，新哲学的一般功能是“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活动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实践”。由于之前的“哲学家们”不知道实践在人类活动中的重大意义，不懂得人类实践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改造世界。所以，他们只能通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来对现存世界进行解释，而不能通过实践对现存世界进行改造。哲学的主要功能就是去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这是所有的哲学家和哲学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马克思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也就是说，人类的自身的实践活动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扩大了人化世界的深度、广度和宽度，改变了原有的自在世界向人化世界转化。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改造世界，使人化世界服从于人的意志，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地发挥。也就是说，哲学上升到人的头脑中，可以用来指挥人的实践活动，使之对客观世界进行符合人们意志的改造。而不是只在头脑中对现存世界进行解释、说明，这才是哲学的功能。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都是实践；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从中，我们看到了“实践”的重要性，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指出了他的抽象人性论以及由此导致的抽象的宗教观。在肯定了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同时，批判了其只能把人类理解成一种内在的'，无声的，将人从肉体和精神的状态中主观剥离，批判其否定了人可以改变世界的可能。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於改变世界。”实践是革命的，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实践把居于能动与主导方面的主体和居于依据与基础方面的客体联结起来，形成了改造与被改造关系。而人类的不断进步，恰恰反应了这样一个观点。实践观点构成了《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中心线索和核心思想。通过学习《提纲》使我认识到将唯心主义观点和唯物主义观点相结合起来分析问题的必要性以及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会全面分析问题，做到一分为二；并且要注重实践，牢记实践出真理，只有实践才知对错，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提纲》中强调的实践观点的原理，要求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坚持实践的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知道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适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用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实践去发展、完善和检验真理。同时，社会主义也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壮大。
没有实践就不会有认识，不理解实践也不能正确理解认识。认识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实践的目的在于改变世界以满足人的需要。要改变世界必须认识世界。实践及其发展的需要是认识、知识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动力。在现代，实践的发展促使科学成果层出不穷，以至促成新科学的诞生。人类实践发展的无止境，决定了认识发展的无止境。同时，实践是认识的目的。认识必须满足实践的需要，为实践服务。实践提供了认识的可能。只有实践才能提供认识所必需的信息。同时，也只有实践才使人们获得并不断发展对信息加工的能力即思维的能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凡是符合客观的真理性认识，通过实践必然会成功地转化为客观的现实。反之，凡是错误的认识，在实践中必然遭到失败。
我选择坚持的作文提纲【五】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唯物主义的高级形式。
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J。狄慈根1886年出版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哲学领域中的漫游》一书中，狄慈根用这一概念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后来G。V。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表述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讲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时，还用过完备的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等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互相渗透密不可分的，它们的有机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是客观世界的最一般规律的自觉反映。它看到物质的原因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基础，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它认为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这一高度组织的物质的机能，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能动的反映。辩证唯物主义又是彻底的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它揭示了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原因，是一切现象自我运动的根据的客观真理。
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认识发展史的科学总结，它建立在现代科学和先进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并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和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产生和发展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中贯串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同时也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辩证唯物主义是对哲学发展中积极方面，即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法因素的吸取、发展和升华。
辩证唯物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保守的哲学体系，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中革命的因素，即联系和发展的思想，矛盾是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思想，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摒弃了它的社会历史观、宗教、伦理的唯心主义杂质，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科学地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详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发现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由此创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形成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论证的统一过程。
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在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特别是通过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精神现象学》的批判，已经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但它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交织在一起。真正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其中，马克思对实践作了科学的解释，批判了否认实践能动性的直观唯物主义，也批判了抽象地发展能动性的唯心主义；用革命的实践观点解决了旧唯物主义者难以解决的二律背反——“环境决定人”和“人改变环境”，揭示了产生宗教神秘主义的秘密；指明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847年《哲学的贫困》的出版和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正式问世。马克思没有写过专门论述唯物辩证法的著作，但是，他写的《资本论》是成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例，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马克思主义产生40年来的哲学斗争作了科学的总结。
在19世纪末，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凭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也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狄慈根和德国的F。梅林、K。考茨基，法国的P。拉法格，意大利的A。拉布里奥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积极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批判了庸俗唯物主义、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以及种种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哲学，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虽然，他们中间某些人的某些著作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早期传播和发展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日益激化，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社会发生了急剧动荡。已得到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这时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一股修正主义思潮。列宁和他的战友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潮，从哲学上对这些理论和思潮进行了清算，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列宁十分重视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他揭示了物理学危机产生的原因，彻底地批判了与物理学唯心主义紧密相关联的马赫主义及其修正主义理论，指出克服危机的途径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去代替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列宁制定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统一的物质定义，指出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这个定义不受人们对物质结构的具体的历史的认识所局限，它反映无限丰富多样的物质表现形式的共同的深刻的本质，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不断得到证实。
列宁深刻地具体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批判了修正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捍卫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他提出了两种发展观的重要原理，批判了否认事物内部矛盾，把事物的运动看作是由外力推动的纯粹量变过程的形而上学发展观，指出辩证的发展观把对立统一规律看作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看作是客观世界和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认为发展是一个充满丰富内容的事物自己运动的过程。列宁批判了把辩证法当作实例的总和，把辩证法和认识论割裂开的错误，指出辩证法就是认识论，辩证法的科学性要靠人类全部认识发展史来验证。他强调了生活实践的观点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观点，指出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的辩证过程，是从现象到本质、从第一本质到更深本质的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是从相对到绝对的辩证过程。列宁提出了辩证逻辑的基本原则，强调真理的具体性，指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还发挥了辩证法、逻辑与认识论的统一的思想，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作了透彻的论述。列宁在他的著作中，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原理和范畴都作了深刻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结合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总结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对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特别重视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的结合，特别强调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创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他着重地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强调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发展的动力，同时是认识的目的以及检验真理的标准，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毛泽东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着重研究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强调了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不能把辩证法当作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起来，灵活运用；对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使哲学进一步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沿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条思想路线前进，不断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丰富和发展。
我选择坚持的作文提纲【六】
在《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直言不讳的指出了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就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缺乏实践的和主体性的观点。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他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不彻底的。
在《提纲》的第二条中，马克思阐述了实践是检验思维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思维是否是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这一检验的标准不能在人的主观范围内寻找，用人的主观的东西去检验人的思维是得不到正确的结果的。马克思指出只有在人的主观范围之外的实践能够检验人的思维的真理性，这是由实践的特性决定的，实践是主观见诸客观的活动，它能够把人的认识思维与客观实际相结合起来加以比较，如果人的认识思维与客观实际相符合，那么人的思维就具有真理性，反之，则否。
在《提纲》的第三条中，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只看到环境对人的作用，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能对环境起影响作用，也就是说，人不是被动和消极的被环境所影响。旧唯物主义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然而这种所谓“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又是由什么来改变的呢？他们没有指出来，看来在这方面，他们只能寻求上帝的帮助了，这样旧唯物主义者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
在《提纲》的第四条中，马克思承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积极方面，因为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从神学世界观中剥离出来，把它归结为产生它的世俗基础。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刚走到这一步，就止步了，对宗教的批判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批判，而没有付诸实践来改变宗教世界。
在《提纲》的第五条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认识论的错误根源——人的感性知识单纯的直观，马克思指出人的感性应该来源以人的实践。
在《提纲》的第六条中，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批判了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
纯粹自然联系起来的普遍性”。既然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人的本质必然是历史的和变化的，也就是说，在人类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的本质不同的，是变化的。因为，社会关系是历史的和变化的。因此，人的本质必然不是固定的，那些所谓的人性自私论是必然错误的。同时，要指出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所指的人的本质是就人类区别与动物来说的，而不是单指具体每个的本质。弄清楚这个问题，就不会陷入所谓“既然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是否可以说只要弄清楚一切社会关系，就能弄清楚人的本质呢？”的疑惑了。
在《提纲》的第七条中，马克思接着第六条继续批判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错误，进一步阐述了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只有从社会性的角度上，才能真正把握人所以为人的本质。
在《提纲》的第八条中，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为实践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实践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实践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人是从事实践的人，只有实践才能揭开挡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切神秘面纱。
在《提纲》的第九条中，马克思指出，旧的唯物主义只能做到把感性理解为“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然而它不能理解市民社会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它不能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
在《提纲》的第十条中，马克思鲜明的指出了自己新唯物主义的阶级基础和立场，旧唯物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唯物主义，是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唯物主义。
在《提纲》的第十一条中，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鲜明的点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说明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纵然，马克思在向人说明了自己哲学的特征在于改变世界，但是他并没有说，改变世界与解释世界相比谁更重要。在马克思看来，这两者是同样重要的，因为改造世界必须以解释世界为前提，从排除科学实验之外的人类实践活动来讲，如果缺乏解释世界的前提，那么这种实践活动也就是改造世界的活动必然是盲目的，就算取得了成功，那也是机会主义性质的。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而改造世界反过来又能够促进解释世界。
总的来说，在《提纲》中，马克思主要突出自己的唯物主义区别于以往旧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实践，因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也被后人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实践不仅
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同时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特性。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陷入了困境，有的人把根本原因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根本特性。这些人的基本观点是，学而不能用即等于无用。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去变革世界，改造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问题。然而，我们当前的社会现实并不能很好提供这种能够让我们去变革的条件，就目前来讲，我们很多人都是在适应这种社会现实，尽管其中存在许多不合理，在他们眼里，能够适应社会现实已经是一种不易的成功了，至于变革社会现实不亚于痴人说梦。因此，他们认为对很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今社会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缺乏运用的现实基础，是没有用的，既然没有用，也就没有学习的必要。然后大家就都不愿意学，那自然而然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就陷入了困境。
不可否认，这种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不能把它归结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困境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观点是十分片面的，它片面性在于他们把“改造世界”片面化的理解了，认为改造世界就只是过去的变革不合理的一种革命性的社会现象的活动，而没有看到，技术的革新也是在改造世界。从这一点上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已经什么有用了。至于，如何解决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这种困境，如何有效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性，还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探索，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