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要说话作文【一】
写文章，我常困惑：其一是说什么，其二是怎么说。据胡适之先生的意思，这事似乎容易解决，因为只要“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和“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便好了。简言之：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叶圣陶先生主张，“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笔下就怎样写”，“语文一致”。两位大师从根本上点出说话和作文是一回的事。具体说来，人为什么要说话呢？因为心里有想法，有看法，要告诉别人。那人又为何而作文呢？卡夫卡说：“我有一种写的冲动。”试想一下，古今中外，多少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名著，难道他们也都是领导甚至和某部门签约后才让写的吗？人要作文，也是因为得到什么见闻，产生什么想法，要急于告诉别人一一这就是“一种写的冲动”。弗洛伊德把它归纳为潜意识，并且锁定它是创作的动力。清代诗人黄遵宪云：“我手写我口”，也道出了说话和作文的密切关系。
说和写是一回事，都是表达说话人和写作者对某一事物的印象、感受和看法。但为什么实际操作中，我们会觉得说话容易而作文难呢？这是因为，说和写是“一回事”的同时，尚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如：两者使用的语言形式不同，说话用的是口头语言，它有声无形，很随意，说完了就消失了，作文用的是书面语言，它有形无声，写出来可以长久留存下去，甚至让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例如《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名著，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并且它们还传遍世界各地，被搬上银幕，搬上舞台。所以，写作者更不能随意乱写，、要讲究一定的分寸，遵循一定的准则，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正如我们自家人吃饭和请客吃饭不一样，前者可以随便弄一两个菜，可以不摆桌，随意端着饭碗边散步边吃饭，唯求吃饱就行；而后者，一定要讲究饭菜的优劣，一定体面地围桌而坐，更不能随意走着吃。这都是作为社会人要承担一定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需要。正如周作人所云：“我写的文章和在讲坛里所说的同样的.负责任，决不愿误人子弟。”
说话表达清楚明白皆可，但作文除此，更求表达的艺术效果。立意高远、耐人寻味、章法巧妙、词藻优美、形象生动、言简意骇等等术语都是用来规范作文的。清代桐城派作家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词章”，也是针对作文而提的。作文比说话难就在这里，此外，尚有一种说法，是说说比写易的最根本原因，是二者练习的时间大不一样。我们没上学之前，就懂得说话，能够表达一定的意思，但究竟还不能作文。上了学，就算每学期练写作十篇，总共也就几十篇近百篇，和每日多次张嘴说话比，动笔练习的机会的确太少了。这说明，写比说难不是写的本身造成的，而是我们学习的机会太少了。因此，我们提倡精读大量名著，养成作和写的习惯，日常勤练笔，好文章是可以写得出来的。从小学生到高中生，增至大学生，经过多年的练笔，许多人不也都写出像样的文章吗？这也不正说明作文是不难学会的吗？
说与写相比，有时写还真是有其容易的一面。譬如同学聚会，每个人都要即兴演讲，你没有准备，心里慌，只说了几个字便作罢，或讲得无头无尾，没条没理，一定达不到说话的效果。怎么办呢？难道你会挽留大家，说你可以再来一遍？君子一言，岂驷马能追？讲出的话，是泼出的水，是很难原样收回的。倘若先前写好了一篇稿子，情况就不同了，写的好处就在这里。想想，完成一篇文章，我们可以列提纲，一段又一段地充实内容，可以查阅资料，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至自己满意了，再拿去请教别人；有不足之处，仍可以商量和修改。
作文这东西，越往里学越尝到甜头，也越觉得它博大精深，也越难于攻关。比如打跳棋，你为自己辟道路，可对手又处处设卡设陷阱，每走一步都不容易。突然能一棋跳到顶，甚至拿了赢局，那是多令人高兴的事。试想，若没有对手干扰，或他索性说：“算你行，我不动了，你跳吧”，那还有何意思呢？这和我们跟别人吵架时说“算你厉害了，你有理了，我输了不就行了吗”有何异呢？作文也是这个道理，困难不小，又学无止境，关键要知难而进，尽管赢不了它，但跟她“吵”到底还是有益的。
时间要说话作文【二】
古时有一个书呆子，说话不看对象，总爱咬文嚼字。有一次睡觉被蝎子螫了，便摇头晃脑地喊道：“贤妻，速燃银烛，你夫为虫所袭!”一连说了几遍，他的妻子怎么也听不明白。
他更着急了，说道：“身如琵琶，尾似钢锥，叫声贤妻，打个亮儿，看是什么东西。”
他的妻子还是不知怎么回事。结果他痛得熬不住了，一气之下道：“老婆，快点灯，蝎子螫了我啦!痛我了!”
这则笑话提示我们，讲话时一定要先看对象，这一点是绝不能忽视的。
我国古代有个叫许允的人在吏部做官，提拔了很多同乡。魏明帝觉察之后，便派人去抓他。
他的妻子为了揽过局面，告诉许允：“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因为她深知跟九五之尊的皇帝打交道，难于求情，却可以“理”相争，依皇帝的身份地位是不可能随便以情断事的，皇帝以国为大，以公为重，只有以理断事和以理说话，才能维护好国家利益和作为一国之主的身份。
所以，在魏明帝审讯许允的时候，许允直率地回答说：“陛下规定的用人原则是‘举尔所知’，我的同乡我最了解，请陛下考察他们是否合格，如果不称职，臣愿受处罚。”
魏明帝派人考察许允提拔的同乡，他们确实很称职，于是不仅将许允释放了，还赏了一套新衣服。根据是封建王朝制定的个人荐举的任官制度，许允提拔同乡一事，不管妥不妥当，都合乎皇帝在其身份地位上所认可的“理”。这可以说是善于根据说话对象的身份地位来选择说话方式的绝好例子了。
荀子说：“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
这句话中的“未可与言”，似乎与整个对象相关。那个人或那些人不宜说。正像毛泽东说的，对牛弹琴，除了讽刺对象，还有讽刺主体的含义，谁让你把琴拿去对不适宜的人弹?
